卡洛斯·艾尔与古巴裔美国文学

卡洛斯·艾尔(Carlos Nieto Eire)是当今著名的古巴裔美国作家之一,他的《在哈瓦那等待风雪:古巴男孩的告白》(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:Confessions of a Cuban Boy)斩获2003年国家图书奖(非虚构类作品),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古巴裔作家。

卡洛斯·艾尔1950年生于哈瓦那上流社会的富贵之家,父母都是欧洲白人的后裔。1962年,11岁的艾尔和哥哥托尼来到美国,母亲在3年之后 获许可出境,来到美国与兄弟二人团聚,但是父亲一直留在古巴,直到1976年去世也未能与两个儿子相见。卡洛斯于1979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,先后在 明尼苏达州的圣约翰大学、弗吉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职,从1996年开始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,从事历史与宗教研究。2010年,他又出版了第 二部回忆录:《在迈阿密学会死亡:难民男孩的告白》(Learning to Die in Miami: Confession of a Refugee Boy)。这两部回忆录构架了卡洛斯·艾尔作为作者/叙述者的移民经历和文化适应过程。但是,由于作者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批评,这两本书都未能在古巴出版。

卡洛斯·艾尔的这两部作品名为“回忆录”,获奖时也被划分到“非虚构类”作品中,但卡洛斯·艾尔曾明确提出,“回忆录”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回忆录,而是“小说”:“我跟自己开了个玩笑。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回忆录来写,而是当作小说……”所以,这两部作品都属于“虚构性自我书写”,将个 人经历和历史叙事结合,通过个体的生活变迁反映历史,力求在宏大历史背景下追溯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。

卡洛斯·艾尔的成功反映了美国古巴裔文学的创作成就。美国古巴裔文学始于20世纪中期,随着古巴移民的到来而发展。除了卡洛斯·艾尔之外,还有 众多知名的古巴裔作家。奥斯卡·西罗胡斯(Oscar Hijuelos)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拉美裔作家,他的《曼波歌王奏情歌》(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)获得1990年普利策小说奖。尼洛·克鲁兹(Nilo Cruz)的剧作《安娜在热带》(Anna in Tropics)获得2003年普利策剧作奖;而在此之前,古巴裔剧作家玛利亚·佛尼斯(María Irene Fornés)曾是20世纪60年代百老汇运动的推动者,被誉为美国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人物。克里斯蒂娜·加西亚(Cristina Garcia)的《梦系古巴》(Dreaming in Cuba)获得国家图书奖虚构类作品的提名。

从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和作品创作的时间可以看出,除了最年长的格里洛之外,他们大部分出生于上个世纪古巴革命前后,经历过社会的变革,后来移居 美国。到90年代,这些移民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,社会地位得到巩固;更重要的是,他们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,因此希望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,并且呈 现出来,由此造就了古巴裔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时期。这些作品大都以古巴革命前后为背景,讲述社会巨大变革对人物命运的影响,同样也讲述叙述者心智的成长。这 些作者之所以将作品定义为非虚构性的“回忆录”,就是为了使得文学叙述具有更大程度的“真实性”,将个人记忆置于历史的框架之中,力图通过个人历史来反映 古巴民族的历史和古巴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经历。

从卡洛斯·艾尔两部作品的题目中,可以明确地看出作者书写的重点就是所谓的“个人经历”。《在哈瓦那等待风雪:古巴男孩的告白》的故事开始于 1959年元旦,结束于1962年卡洛斯·艾尔和哥哥登机赴美。该书以哈瓦那的生活为重点,讲述了古巴革命以后作者和家人的生活。作者一家在巴蒂斯塔政权 时期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,社会变革使得他们对于未来充满疑虑。父母最终决定将卡洛斯和哥哥送到美国,兄弟二人在离家前享受着与父母在一起的最后时光。《在 迈阿密学会死亡:难民男孩的告白》以兄弟二人在迈阿密的生活为中心,讲述他们辗转在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州几个寄养家庭之间的生活。两部回忆录都充满浓重的 怀旧情绪,基本采用时间顺序,不过在涉及某个话题时会将不同时期的事件串联在一起,通过明显的时间标志加以标示,例如:“时间来到20年之后”,或者“现 在重新回到1963年”等,这种时间上的跳跃增加了叙述本身的可信程度。

《在哈瓦那等待风雪:古巴男孩的告白》伊始,卡洛斯回忆他8岁那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巴蒂斯塔总统逃跑了。“我一觉醒来,这个世界全变 了,而且,令我不解的是,没有人问问我的感受如何。自从那一天起,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。当然,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,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怪事一件接着一件: 有好事,也有坏事,大部分不好不坏。并且,都由不得我自己……那一天,是1959年的第一天”。曾经令卡洛斯引以为豪的古巴,“我的古巴”正在一点点地发 生着变化:他们的邻居陆续离开了,巴蒂斯塔时期的高官和富商也不见了。最终,借助于美国政府和旅美古巴宗教人士实施的“彼得·潘计划” (Operation Peter Pan),卡洛斯和托尼才得以在1962年离开古巴。这部作品记录的是“风雪”的来临——卡洛斯回顾自己如何从古巴社会的特权阶层,一下子跌落为美国的 “少数族裔”:“那次短暂的飞行旅程把我这个白人小孩变成了拉丁人。每次我填表时都得记着,我是‘拉美裔’,不是‘白人’,也不是‘高加索人’。不是哪一 种事物剥夺了我的白人身份。根本不是,只是那45分钟的航程”。

《在迈阿密学会死亡:难民男孩的告白》讲述卡洛斯兄弟独自在美国生活的故事,从1962年4月卡洛斯和托尼走下飞机、踏上美国土地开始,一直到 1965年圣诞节母亲来到美国与他们团聚。该回忆录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,以兄弟两个在不同寄养家庭的生活为序,讲述他们一步步远离古巴身份、变成美国人的 过程,核心主题是“死亡”和“死后的重生”。与充满怀旧情绪的第一部回忆录相比,该作品中更加突出的感情是苦涩。只有真正踏上美国这个陌生之地,卡洛斯才 意识到,从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:“我再也不能在家里过圣诞节了,再也不能了。事实上,我再也不会拥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了。圣诞节已经死去了,就好 像十字架上的耶稣,死去了,腐烂了”。

书名采用“死亡”意象,是因为死亡代表着过去岁月的消亡和一段生命的终结,同时也代表新生的希望。失去家园让卡洛斯开始成长,因此,一次次死去 的经历也比喻卡洛斯和哥哥开始新生活、实现身份转变的节点。在“家庭温暖之屋”那段最为不堪的岁月中,兄弟二人为了逃避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躲避到公共图书馆 看书。这为卡洛斯开启了一扇发现自我的窗户:“给了我通向过去和未来的通行证,并最终为我赢得了将来的谋生之路”。回顾当年的历程,卡洛斯感慨道:“可能 在别人看来,这种生活十分艰难,但是于我,这已经十分完美了。我喜欢其中的点点滴滴,即便是最痛苦的经历。现在,我已经明白,痛苦也不是件坏事——是救赎 ——如果你能够正确看待生命中这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话。没有痛苦,便没有快乐”。

卡洛斯·艾尔的回忆录集中反映了“彼得·潘儿童”问题。古巴革命以后,政治风云突变,巴蒂斯塔政权时期的上流社会陡然感觉到危机。此时,卡斯特 罗政权的反对者开始蛊惑人心,称反对派人士的儿女都将被送到军营或者苏联的劳动改造营,许多人都感到惶恐不安,大部分人选择将孩子送到美国。1960年到 1962年,在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策划下,实施了“彼得·潘计划”,陆续将14000多名古巴儿童送到美国,寄养在古巴移民或者美国人家 里。古巴移民问题研究专家玛利亚·托瑞斯就是一名“彼得·潘儿童”,也是古巴移民问题研究专家。她认为联邦调查局是始作俑者,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解密相关文 献,但是始终没有获得许可。

鉴于古巴裔美国文学中涉及的敏感政治问题,这些文本的接受会有一定的争议。无论是“回忆录”还是“小说”,它们都是文学书写,不过是某一个人或 者某一种生活经历的展现。从卡洛斯·艾尔的作品中可以看出,这类文学叙述体现了复杂的权力关系,不仅决定了书写内容的选择,而且还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接受。 尽管两部回忆录中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值得进一步商榷,但是从中的确可以看出社会历史变革中个人的挣扎、奋斗和成长。同时,鉴于作者“彼得·潘儿童”的身 份,社会和学术界对于没有监护人陪伴的“儿童移民”问题也愈加关注。应该说,这也是文学书写之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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